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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战争 人民的胜利

——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
日期:2021-10-13        作者:张权伟 李旭佳 陈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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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化砭战役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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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市羊马河战役遗址文保员李茂斌正在仔细擦拭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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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7日出版的《边区群众报》头条报道我军蟠龙大捷消息。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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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蟠龙镇风光秀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图为十月十一日记者航拍蟠龙镇主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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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宝塔区蟠龙镇纸坊村村民刘志清在蟠龙战役烈士纪念碑前讲述战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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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市文物信息服务中心讲解员刘靓妮在羊马河战役遗址讲述革命故事。

10月的延安,秋雨淅淅沥沥,已然有些凉意了,然而在安塞区文化广场上,每当雨住的间隙,总会热闹起来。陕北说书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市民坐在小板凳上,等待着红色电影的展映……广场一旁,真武洞祝捷大会遗址的石碑异常醒目,像是诉说着74年前在真武洞马王庙滩广场上召开的那次盛会。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在随后的1个多月时间中,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3次战役的胜利,歼敌1.4万余人,史称“三战三捷”,并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祝捷大会。

“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在全面进攻被粉碎后,又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25万人气势汹汹地向延安扑来,妄图一举占领延安,将我军主力赶过黄河以东,或北上绥蒙沙漠地带,扭转其“全面进攻”失败的局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适时作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拿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伟大战略转移。

“撤出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的驻地就遭敌机扫射,汽车座位被打坏。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角度考虑,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他还说:‘哪里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是对人民群众何等真挚的感情。又是何等的信赖!”1988年,在为纪念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所写的《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文章中,习仲勋这样写道。

回到当年的陕北战场。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兵团,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的作战。彼时,西北地区我军主力只有2.6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近乎10比1,而且我军装备差,弹药少。敌强我弱,这个仗怎么打?党中央给出的答案是:“蘑菇”战术。

同年4月15日,在向西北野战兵团发出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毛泽东要求继续过去诱敌“游行”的老办法,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1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1947年3月20日,彭德怀、习仲勋来到延安青化砭以西的梁村,正式组建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指挥机构。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三战三捷”的战争史剧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战一捷青化砭伏击战,首战告捷

尽管已经过去了74年,但每逢谈起自己参加过的青化砭战役和蟠龙战役,现年93岁的常久发依然十分激动:“打两场仗的时候我在警备四旅负责传送通信信件。当时打得可艰难了,但战士们都很英勇,一次次地发起进攻,最终打赢了这几场攻坚战,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处,南北有一条15余公里的大川,两面都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形成一个天然的口袋,是伏击战的理想战场。岁月荏苒,如今的青化砭早已今非昔比。站在当年战场遗址的山顶上放眼望去,只见满目青翠,再也不是当年的苍茫黄土了。“地貌改变了,但地形没有变化,周围的这些山就是当年战友们伏击敌人的地方。”常久发说。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认为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是“仓皇北窜”。毛泽东充分利用敌军急于寻找我军主力部队决战的心情,指示彭德怀、习仲勋派少部兵力佯装向延安西北撤退,主力部队隐蔽在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歼敌。

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获悉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将由拐峁前往青化砭,遂决心乘其孤立突出之时歼灭之。3月24日拂晓,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5个旅在青化砭周边埋伏完毕,布成一个“口袋阵”,但敌第三十一旅因在拐峁补给粮食,当天未动。彭德怀、习仲勋认为,胡宗南为保障主力部队进犯安塞时的侧翼安全,必定要派兵控制青化砭,遂命令西北野战兵团各纵旅仍以伏击姿态继续隐蔽待机。

3月25日凌晨4时左右,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继续设伏。上午10时,当敌第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部队采用拦头断尾、两翼夹击的战法,突然发起猛攻。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第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一个团,共2900余人,该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等被俘,我军伤亡265人。此战也成为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仗。

就在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青化砭战役胜利的当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至子长县(今子长市)王家坪。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二战二捷羊马河歼灭战,虎口夺食

青化砭伏击战给了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他们分析原因,认为第三十一旅被歼是因兵力分散之故,因而决定队伍采取集结数旅并进,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的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方式前进,并急令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主力共11个旅掉头向东,分3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开进,企图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

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西北野战兵团利用有利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以“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军反复周旋。胡宗南部武装行进200余公里,却处处扑空,还造成战线拉长补给困难,部队精疲力尽,士气沮丧。

194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敌一三五旅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4月13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今子长市)西南的后回湾野战兵团司令部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敌军态势,具体落实作战方案。会议强调: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北进与一三五旅会合;速战速决;各作战部队密切配合,务必全歼一三五旅。

会上,彭德怀指着地图在羊马河周围画了一个圈,风趣地说:“胡宗南部游行了10多天,认为已找到我军主力,便急匆匆扑了过来。我们正好在这里来个虎口夺食。”习仲勋也就作战中的宣传动员、思想教育、瓦解敌军、俘虏政策及伤病员收治等做了详细布置。

4月14日上午8时许,敌一三五旅兵分两路,沿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以南下蟠龙地区。10时许,该旅进入西北野战兵团伏击圈内。西北野战兵团迅速收紧包围圈,形成了以4个旅围敌1个旅的绝对优势,致使其进退不能,只得向胡宗南急电求援。此时,胡宗南部的董钊、刘戡所率主力虽与一三五旅仅数里之隔,但在我第一纵队顽强阻击下,增援之敌寸步难进,只能眼看着我军缴枪、捉俘虏。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至下午4时,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全部被歼,敌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被俘。之后,敌军为寻找我军主力,又在子长县东南无粮无人的地区盲目游行数日,结果是“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困难”。

羊马河战斗首创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以来我军第一次战斗全歼敌一个旅的范例。当天傍晚,西北野战兵团除留侦察部队与敌人对峙外,主力迅速秘密地撤出阵地,向子长县以北地区转移。

4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彭德怀、习仲勋报告后,即向全国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羊马河战斗结束后,西北野战兵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休整期间,习仲勋要求部队讨论战时政治工作,即如何动员党的支部,使每个党员在不同情况下明白自己的任务;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党的基础组织被破坏时如何立即恢复;如何迅速争取解放战士补充部队等。强调要总结每一次战斗的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三战三捷蟠龙攻坚战,大获全胜

1947年4月下旬,敌人经过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有大批船只,我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蒋介石根据这些情报,认定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在绥德地区集结,并已开始东渡黄河。因此,急令胡宗南部沿延榆公路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企图将西北野战兵团一举歼灭于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迫使我军东渡黄河。4月26日,胡宗南倾其全部9个半旅,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方向攻击前进,只留整编一六七旅旅部率一个团,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其补给基地。

当我军查明敌主力北上企图后,决心利用敌人错觉,以一部兵力诱敌北上绥德,趁其主力回援不及之时,集中野战兵团主力攻占蟠龙,打掉敌前进补给基地,夺取其补给物资,造成敌后方供应的困难,同时锻炼我军攻坚作战的能力。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40多公里处,其四面群山环绕,有延榆公路贯穿其间,交通便利,是延安外围的屏障,胡宗南在此存放了大量军用物资,使之成为敌军集散的枢纽和前方补给地。守军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又有地方反动武装配合,兵力近7000人。敌军主力每次进行“武装大游行”后,均退回此地区进行休整补给。

为了实现打蟠龙的作战计划,彭德怀、习仲勋命令三五九旅一部、独立第五旅和绥德军分区部队佯装主力,引诱敌人北上;以三五九旅主力在清涧以西,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监视和阻击来犯之敌;集中第一纵队、独立第四旅和新四旅共四个旅秘密南下,歼灭蟠龙守敌,夺取蟠龙之敌的大量物资。

4月30日,各攻击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镇附近。这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指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彭德怀、习仲勋按照电示精神重新将敌情做了分析,对地形地貌、敌人兵力的部署、已经采用的战术技术等各个环节又反复研究后,认定蟠龙战役可打。

5月2日,胡宗南集团主力进占绥德。当日黄昏,西北野战兵团对蟠龙守军突然发起攻击。守军凭借外围高地和坚固工事抗击。至4日16时,西北野战兵团夺取了蟠龙东山守军主阵地,黄昏攻占全部外围阵地。接着发起总攻,战至当日24时,攻克蟠龙,全歼守军,俘敌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面粉1.2万余袋、服装4万余套及大批武器、弹药。几天后,当胡宗南调集疲惫不堪的主力放弃绥德回援蟠龙时,蟠龙已空无一人。

习仲勋曾生动地描述这次战斗的结果:“这是西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获得的大量人力和物质补充。当敌人主力部队从绥德地区返回蟠龙增援时,彭总早已指挥我们机警地跳在一边,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兵,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弹药,穿着敌人送来的夏衣,吃着敌人送来的‘洋面’,整整休息了七天。”

据现年86岁的延安市宝塔区蟠龙镇纸坊村村民刘志清回忆:“蟠龙战役发生时我就在村里。在我的印象中,战士们作战非常英勇,直到现在很多场景还印刻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候,我们村里很多人给战士们带路,帮助他们推大炮车、搬运物资,大家都盼着咱的人民军队能打赢哩!”

“蟠龙战役在战术上体现了‘敌进我进’的运动战思想。国民党军主力向北进犯边区的绥德县城,而西北解放军主力南下,与国民党军对进,攻取国民党军后方基地蟠龙,是一个大胆的用兵策略。攻坚如果不顺利,将会遭遇优势国民党军回援反包围,所以该战役也是速战速决。蟠龙战役是运动战中的攻坚战,难度很大。”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樊晓霞说。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革命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

陕北“三战三捷”,离不开陕北人民的大力支持。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区群众节衣缩食、克服困难,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抢救伤员、侦察敌情。民兵和地方部队袭扰、牵制敌人,给西北野战兵团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1947年4月12日,毛泽东和党中央转移到了安塞王家湾,住在王家湾薛如宪家里。当薛老汉得知自己家里的“李得胜”就是毛泽东后,他更是百倍地留神观察周围的动静,主动担当保卫的任务。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至距离王家湾几十里的地方,情况非常紧急,中央机关决定转移。因为担心暴露目标,有人建议让老百姓向其他地方进行转移。毛泽东知道后,严肃地说:“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害怕暴露目标就不顾群众的安全,这是什么群众观点?”于是中央机关带着群众一起撤离。

194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参军动员令》,号召“全边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高度发扬英雄气概,鼓起参军拥军的热情,将咱们边区最优秀、最坚强的青年、壮年动员到游击队中去,到地方兵团中去,到野战兵团中去”。随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干部、劳动英雄带头参军,父子、兄弟争相入伍,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大姑娘动员未婚夫参军的动人事迹。据统计,从1947年3月至1948年10月,直接参加主力部队的有19016人,由地方武装转为主力野战军的有16058人,当时地方部队总数为18495人,其中新扩的为6780人。又据1948年12月边区兵源问题调查报告称:边区解放战争时期共有50750人参军参政。

民兵是胜利之本。当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2万余人的游击队和10多万名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13个月就同敌作战128次,歼敌731人,缴获各种武器590支(件),击毁汽车2辆,破敌电线20多公里,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地后1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270人,缴获面粉991袋。延川游击队在1947年4月至6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520人,逮捕保长18人,完全摧毁了敌人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

边区160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后,为了攻打蟠龙,我军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国民党董钊、刘戡率领的9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岗像放羊似的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正如习仲勋在《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中所说: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保卫边区,保卫自由幸福的生活

蟠龙战役胜利后,西北野战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安塞真武洞、龙安一线进行休整。1947年5月9日和10日,彭德怀和习仲勋接连向毛泽东报告,部队休息10天,准备开全军祝捷大会。以后开俘虏兵诉苦会,总结战斗经验和检讨群众纪律。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在安塞真武洞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祝捷大会,并派周恩来从王家湾赶来参加。大会成立了筹委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同志任主任委员。

5月14日黄昏时分,真武洞马王庙滩的广场上搭起一个主席台。台前张贴着我军歼敌的大幅统计图表。飘扬的锦旗上,“毛主席的常胜将军”“朱总司令的铁军”“西北人民的解放者”等语句振奋人心。

“那天老乡们敲锣打鼓,扭秧歌,歌唱着胜利和英雄,抬着整猪整羊,提着鸡蛋、粉条,兴高采烈地慰问子弟兵。”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梁银明在四爷爷那里听了不少关于大会的故事。

一队队威武雄壮的战士扛着崭新的美式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经过,一列列背着大刀、扛着步枪的游击队员喜气洋洋从百余里外赶来……5万边区军民满怀胜利的喜悦从四面八方涌来。

“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离开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大会上,周恩来情绪高昂地宣布。这一声明,顿时使会场沸腾起来,欢呼声和口号声如山呼海啸,久久地回响在夜幕下的群山之间。周恩来号召边区军民下定决心,消灭胡宗南部队,将卖国的蒋家军彻底消灭,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

彭德怀在讲话中指出:边区军民自3月19日至5月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一个旅。我们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消灭蒋胡军队。

习仲勋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

大会通过了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致敬电说:“人民的领袖请你放心,我们将继续更多地歼灭敌人,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解放西北人民,争取最后胜利!”

“‘三战三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和歼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坚定了西北野战兵团和边区人民打败国民党的信心,也是西北野战兵团在西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一个转折点。”安塞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军说,真武洞祝捷大会吹响了西北战场胜利的号角,既是总结大捷、庆祝胜利的大会,又是一个军民动员大会。大会更加有力地把边区人民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广泛地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对未来的战斗生产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进行了很好的部署;更是充分鼓舞了西北野战兵团、地方部队和边区群众的斗志,使他们满怀信心迅速投入新的战斗,决胜整个西北战场。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如今,行走在圣地延安,一处处红色遗址,记录着战火中延安的无数英雄壮举和革命先辈们珍贵的足迹,让红色基因融入延安父老乡亲的血脉,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在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安塞区文物管理所讲解员王静告诉记者:“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就是一种精神。作为基层文博工作者,我将讲好每一段红色故事。”

“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都是革命战士们浴血奋战换来的,我们要倍加珍惜。”老战士常久发经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他告诫后人要记住这段历史,铭记来之不易的胜利。

(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李旭佳摄)

(编辑张明珠)